几天前，接到黄集伟老师的新著《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》，迅速奉为上书，端进厕所。
   这类文集式的书，可以翻到哪页读哪页。黄老师的书当然要隆重些，我特意挑了个自己的吉祥数字，从第60页翻起。结果读到第62页，便看到“委顿”写成了“萎顿”，到第63页，又看到一句话：“它们土得掉渣，确可爱得让人眼痒”。
   什么行业做久了，大多落下职业病的病根。做编辑的，只要看到错别字，就浑身刺痒，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对劲。我当年所在的报社，厕所里贴一张节约用水的标语，其中错了一个字，迅速被人勾画出来。那年头法院都喜欢四处张贴公告，但凡贴到报社墙上的，过不了一天，便会被报社同仁涂画一番。普通人改个错字，都是尽量轻淡，而编辑改错则是怎么显眼怎么来，要用根粗大的线条引到边上，再把正确的字写得斗大，并且在正规的校对法则中，这些线条不能交叉，所以，如你所知（这是黄老师爱用的一个词），法院的文告往往变成后现代主义绘画作品。
   我家附近有一个楼盘广告，上书“有建筑大师精心设计”，结果弄得我每次进出家门都心里堵得难受。这次在厕所阅读黄老师大作，结果也弄得我差点便秘——尽管这年头书上出点错倒属正常，可是，这可是黄老师的书啊。
   我当即将黄老师的书端出厕所，将自己端坐在书桌前，请出校对之笔，开始认真审校起来。其实我们都是喜欢做细部工作的人，一次在老颓的撮合下，俺们三人在SMN上开会，聊的全是细微到标点的写作编辑体会。我刚看了格非的《人面桃花》，就95页的一个引号与黄杨念叨了半天，黄老师建议我写篇文章：《95页第一行的那个引号让我不爽》。
   所以，宝剑赠于烈士，媚眼不能做给瞎子，我将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本书上。几天下来，这本书被我无比精细地读了一半，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挑了点错。其实这样看书是很痛苦的，黄老师那闪亮的灵感和双馨的德艺，并没入我的法眼，看到的尽是拆解为字句语法后的支鳞片爪。但想到这样可以得到黄老师来唱一声肥喏，心里便舒坦了许多。班门弄斧其实也是有很多乐趣的。
   这些错误中，有的是我不甘寂寞，将可改可不改的也摘了出来，但按照新闻出版署对差错率的限制，这本书仍属应该“召回”之列。究其错误，大多跟作者没关系，而应该将板子打到编辑屁股上。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制定过一条纪律：永远没有作者的错，出错就怪编辑。问题就在这里，黄老师本人是知名编辑，对这样的作者，作家出版社的编辑肯定是寄予了太多的信任，便放松了对自己工作职责的要求。
   拿到黄老师的稿子看两篇，编辑应该看出他老人家是用拼音写作，就该注意一些同音字的错误。遗憾的是，他太迷信黄老师了，黄老师将颓废主义写成“颓废注意”，模样写成“摸样”，模板写成“模版”，该书照单全收。唉，他走神儿，您不能也走神儿啊。
   主席也是人，是人就要犯错误。我从学生时代就写“相形见拙”，上班后才被部门主任纠正。任何一篇稿子，一定要换几个人的眼来吹毛求疵。遗憾的是，作家出版社可能只过了黄老师一个人的眼。他习惯性地写成“岳鹿书社”、“温文而雅”，他将《无间道》的导演记成刘永强，按照规定，书稿要三审三校，可硬是没有人指出黄老师的错误来。相比之下我的素质要高些，黄老师提到席慕容，我有些拿不准，万一是席慕蓉呢？哪怕他没搞错，可查一下总是应该的吧。
   大学上编辑课的时候，老师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。一篇报告文学介绍一个劳动模范，说某年某月某日，该人夜以继日地为集体干活，到了晚上，还顶着一轮皎洁的月亮为公社的麦地浇水。这篇文章的编辑愣是翻了万年历，查出那一天的夜里没有月亮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如今许多编辑，太不拿自己的手艺活当回事儿。
   我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将这本其实还不够付印标准的书看完，寄还给黄老师，然后就坐以等待他老人家的致谢电话。倪匡以“常为张彻编剧本，曾代金庸写小说”而沾沾自喜，以后，我也有可得意的事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