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篇文章和照片将印在《读库0900》中，先贴出来，向各位祝福新年。
我们都每年进步一点点。

　　
　　我上中学的时候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正如日中天，每个班级都要订阅这份报纸，且报纸一到，就被大家争相传阅，上面的报道，多有让人耳目一新，振聋发聩之感。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更成为很多新闻报道或文体的标杆。在这么多年的阅读中，一些人的名字慢慢驻扎在我的心里，比如贺延光。
　　当时全国图片摄影做得最好的两家报纸是《中国青年报》和《中国日报》，而贺延光老师就是《中国青年报》摄影部的掌门人。他的若干照片，诸如四·五时期的天安门广场、国庆三十五周年时的“小平你好”、胡连会时的“一小步、一大步”等等，几乎成为一个国家的相册。
　　说来惭愧，与贺延光老师的相识竟是源于《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》那篇文章。“冰点周刊”的李大同老师将这篇文章转发给若干老哥们，大家传阅之余，便问写这文章的小子是谁。恰好冰点有我的小师妹在那里工作，便说出我的名字，于是促成了一顿饭局。那顿饭局之后，我与他们打得火热，经常到《中国青年报》串门，中午去报社食堂蹭饭的路上，如果遇到陌生人，李大同老师便会介绍道：“这就是毛片老六。”
　　单说那天的饭局，我见到了李大同、卢跃刚、杜涌涛、贺延光等几个年龄加起来将近三百岁的老偶像，驻扎在心中的那些名字被唤醒，与眼前的人儿一一对应起来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我激动地喝了很多。饭局结束后，贺延光老师提出送我回家——我们的饭局是在东二环之外，我的家是在西三环之外，过后我才知道，贺老师那天晚上是从东到西再返回东，把北京城走了个来回。而当时我已经没有太多理智来分析让贺老师送我是否合适。车过动物园，我的动物本能开始发作，急促地说：“贺老师，能否停下来？我要撒泡野尿。”贺老师在高速行驶的快速路上制止了我这一鲁莽行为。车过紫竹桥，有一家肯德基店，贺老师停下车来，我像贺敬之老师回延安一样，一溜烟儿跑进去。
　　等我一身轻松地出来，贺老师告诉我，他几乎等了有五分钟。那泡天长地久的野尿啊，撒出了我们的深厚友谊，我也成为《中国青年报》任由驱使的壮劳力。
　　2005年夏天，破解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安德鲁·怀尔斯要来北京访问。李大同老师问我可有兴趣代“冰点”出征，采访安德鲁·怀尔斯。我兴奋莫名，荣幸莫名。安德鲁·怀尔斯来北京的前几天，我便泡在了北京大学，将北大数学院的院长、师生以及曾经与安德鲁·怀尔斯有过同事之谊的教授采访了遍。饿了，就去豪华的北大食堂吃顿便餐。我做这些的时候，贺延光老师也和我在一起。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古怪，现在想想，贺老师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做的。这只能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使然了。
　　8月28日，安德鲁·怀尔斯抵京。北大数学院张继平院长和教育部一位司长一同去机场迎接，同行的记者只有我和贺延光老师两位。路上，贺老师叮嘱我，一会儿你要在出机口认出安德鲁·怀尔斯，一定要赶快告诉我，我现在的眼睛都有些花了，怕拍不好。
　　等到安德鲁·怀尔斯从贵宾通道出来，张继平院长上前迎接，北大数学院的陈璐同学上前献花。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，贺老师按动了快门，没有摆拍，也没有让被拍者等他一等。
　　等我见到照片，佩服不已。
　　《读库》筹备之际，酝酿郭德纲专题。当时郭德纲绝对还是非著名相声演员，应该用照相机记录郭德纲的演出啊，一有了这个想法，我马上便认定，贺老师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把电话打过去，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相声演员，没什么名气，自己坚持在天桥演出，但现场气氛非常热烈，问贺老师，您可有兴趣去拍一拍？
　　贺老师说，好。
　　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依然为当时给贺老师打电话时那种很随意的心情感到诧异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根本没想过，贺老师这么大的腕，能不能请得动他。我更没有想过，他会不会拒我。
　　那天的拍摄非常顺利，除了前台的演出之外，我和东东枪还去了后台，与演出间隙的郭德纲聊了会天，贺老师就在旁边拍照。整个拍摄过程中，他从来没有打扰过被拍摄者，也没有指挥人家应该怎么怎么摆，应该怎么怎么做。后来郭德纲成名后，采访他的媒体不下几百家，但我绝对相信，贺老师的那次拍摄，是让他最舒服的一次。
　　次日，贺老师把拍的照片发给我。我平时请摄影师出动，完工后他们会把拍的照片一股脑全给我，让我来挑。而贺老师则是把照片挑选后才给我。他只给了我六七张，张张可用，张张经典。当时《读库》还在漫长的筹备阶段，当《读库0601》出版时，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。在这期间，我经常忍不住把贺老师拍的郭德纲拿出来向朋友炫耀，莫不啧啧称赞。
　　2007年，我下定决心做一本关于京剧演员张火丁的画册。这个计划酝酿了一年多，组建摄影师团队时，我想到的第一个人选，又是贺延光老师。
　　我又很随意地把电话打过去。没说几句话，贺老师便回答，好。
　　这个项目耗资巨大，规模空前，须谨慎立项，于是2008年元宵节那天，张火丁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《春闺梦》，我邀请贺延光老师先去热一下身，找找感觉。贺老师拍罢，给了我几张照片。我马上便知道，这个画册可以做了。
　　他拍的张火丁，已经不仅仅是“这就是我想要的”那种感觉了，而是拍出了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境：清冷的舞台，寂寞中的怒放。
　　酷夏时分，我们租了剧院，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演员道具悉数到位，开始拍摄。在五个摄影师组成的创作团队中，贺老师成为当仁不让的老大。这是一次无比奢侈的拍摄，演员表演前，要先调试舞台、测光，每次都是贺老师一锤定音，然后再开始表演、拍摄。一些重要段落，往往需要张火丁重复若干次，每次结束，我都会走到贺老师身边，看看他取镜框中已经拍出的照片，问他一句：“怎么样贺老师？”
　　记得拍摄《白蛇传》中许仙与白娘子拜堂成亲一段，这只是一段很短的过场戏，五个摄影师却拍了五六遍之多。我在贺老师的相机中看到一张照片，顿时两眼发热，心里想，这老头心里头，真是有激情啊。
　　几天的拍摄，大家逐渐熟悉起来。拍摄间隙，几杆大烟枪便飞速地跑到休息室抽烟闲聊。贺老师说着自己工作计划，拍完张火丁之后，他要去非洲参加一个公益组织的拉力式拍摄，条件艰苦，路途艰辛。旁边便有人说，贺老师能让我跟您一起去吗？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帮您拎机器。他笑笑说，一个摄影师，如果机器让别人背着，那就别干这行了。
　　拍摄结束后，我来汇总大家的照片。由于每位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都有近万张之多，所以只能用移动硬盘当面交货。我打电话给贺老师，约交货地点。贺老师说，我去找你吧，我开车方便。于是我们约在一家离我家很近的咖啡馆见面。移动硬盘愉快地转动，我和贺老师愉快地交谈。突然有人在旁边叫“贺老师”，他起身搭讪，那人一副很熟络的样子，与贺老师聊了几句然后走开。我问贺老师，这人是做什么的？贺老师鄙夷地说，我哪能记得住他？又过了一会儿，那人凑过来，递给我一张名片，然后告辞，说要去参加一个如何如何重要的活动。那人走后，我看了一下名片，原来是某出版社的社长。把这个名字念给贺老师听，贺老师说，我记他干嘛。
　　呜呼，这个随和的老头，内心还是很不随和的。我不禁为他对我的宽大感到荣幸。
　　张火丁拍摄之后，《读库》又在酝酿盲人歌手周云蓬专题。我又想到了，应该请贺老师来拍一下周云蓬。我把电话打过去，问您知道周云蓬吗？他说，不知道。我说《读库》想做他，一个很值得做的歌手。
　　贺老师回答，好。
　　几天后，朋友告诉了我周云蓬最近的两场演出日期，我把短信转发给贺老师，请他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去拍一场。两个月过后，截稿时间临近，我问贺老师要周云蓬的照片，他给我传来十几张，这时我才知道，除了演出现场，他还把周云蓬的排练、幕后甚至在路上行走的状态，全都跟拍了下来。确认收到照片后，贺老师对我说，还没拍够，时间再多些就好了。我向朋友炫耀贺老师拍的周云蓬，朋友说，贺老师你怎么请得动？我说，他认可的人，想让他怎么拍都行，他要不认可的人，怎么着都不行。
　　每次见到贺老师，听他无意中聊起自己的一些拍摄经历，我都眼热不已。遗憾的是，贺老师的著作现在还在印厂压着，未能上市。以我对贺老师的粗浅了解，只能写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，描摹一下一个老牌记者的职业风采。
　　年底将至，得知张火丁要在春节前演出。想到上次拍摄时，贺老师一再说，应该把他们真正演出时后台的情况也跟踪拍下来，包括演出的现场。无疑，在他看来，那次长达五天的拍摄是还没拍够的。我便给他打电话过去，电话没有接听。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短信发来：我现在非洲，有事请短信联系。
　　我把短信发过去：贺老师，一月十七、十八两日，张火丁在长安大戏院演出，您可有兴趣继续拍摄？
　　没错，这个故事的结果你肯定已经猜到了——贺老师回短信：好。